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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2/8/6 0:00:00 点击数: 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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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在民国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的十月间,那尚是汪精卫伪政府统治的时期。第二年夏天,我又回了狼山。
  
  上海这个地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二百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那时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所以又称为申江,本来只是一个县名,又因县北有一条河流叫作沪渎,所以也可简称为沪。到了清朝宣宗道光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四二年),因为林则徐烧掉了英国人从印度运至广州,用来换取中国银子并毒害中国人民的大批鸦片,引起了鸦片战争,打败了中国,订了中英江宁条约,中国从此奉送了香港,也开放了五大海港,称为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建、宁波、上海,从此,上海便成了外国人吸吮中国血的一个下口处和一根输血管,洋货内销,金银外流。到了道光二十五年,英、美、法的「租界」,也在上海次第成立;那是中国领土内的外国世界,在中国地界犯了法,乃至奸淫杀戮了中国人,进入租界,便有「治外法权」的庇护,中国人对他们就莫可奈何!因此,外国人在上海的横行霸道,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才算解了冻,放了手。但是,上海这个地方,似乎也就因祸得福,现代化的建筑,机械化的工业,电器化的生活,当初是为了外国人自己的利益,最后却成了中国人意外的收获。
  
  说到中英条约,也能使我们想起,在那次的国耻之中,基督教的传教士,得到了条约的保护,大批地涌到了中国各地,在他们「破除迷信」「打倒偶像」的「传教」声中,中国原有的习俗与宗教,特别是佛教,到处受到了破坏,致使引起中国人民普遍的不满,教士受到中国人民的「惩罚」,教案也就频频发生,每次教案之后,总还是中国倒楣,一次又一次的条约签订,一次又一次的巨款赔偿,在传教士与列强帝国主义的配合侵凌之下,中国那得不穷?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却把基督教当作大恩人来逢迎了,想来真是一大讽刺。
  
  当然,基督教是宣传博爱的,是主张「爱敌人」的,在今日的美国,基督教在「灵的多元主义」的信仰下,也都能够互相容忍,表面上也都能够相互尊重不同信仰的人。但在一百数十年以前,耶稣先生骑在炮弹头上飞到中国来的时候,那副面目,该是多么的丑恶!
  
  基督教是不主张杀人的,但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外国的传教士们,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不惜为朝廷制造火炮,取宠皇帝,而轰杀朝廷的敌人──中国的人民,比如罗如望及阳玛诺为明熹宗制炮;汤若望及罗雅谷为明毅宗制炮;南怀仁为清圣祖铸造铁炮等等。我真弄不懂,难道说,这些就是基督教所谓「博爱」精神的表现吗?民国以后,由于倒戈将军冯玉祥信仰基督教,竟然没收了河南大半的佛教寺产。也许,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富于排他性、独断性、暴力性,为达目的而可不择手段的本质罢!正如近代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对于基督教的批评所说:「就基督教逐渐减少迫害的限度而论,这是多亏了一些自由思想家的劳绩,他们曾经使那些独断主义者减少独断。倘若他们今日还是像昔日一样的独断,他们会仍然觉得有理由去把异教徒烧死在柴堆上。」(见世界书局《美国的宗教》一八八页)
  
  在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的自传里,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有这样的批评:「那些当众承认信仰正教的人,大概都是那些愚钝、残忍和自视甚高的人。能干、诚实、可靠、良好性情道德行为等,反较常见于不信仰的人们之中。」
  
  我无意反对基督教,只是从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上,顺便谈谈而已。现在,让我们把注意点,拉回到我的本题。
  
  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神奇而感到惊异的,我在黄浦江里的船上,就已见到了一排排高大的洋房,那样高高低低,好象是层峦起伏的山岭,我真怀疑那些洋房是怎么起法的?沿着外滩的码头,一列一列的电车,像是活动的房屋,在铁轨上发出「吃剎吃剎」的怪声,车顶上的电杆,像是乡下姑娘的长辫子,偶然从电杆与电线的接触处,冒出一片刺眼的火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汽车,一长阵一长阵地奔来驰去。黄包车,在码头旁边挤得满满的,那些光脚赤膊的车夫,见我们的轮船靠上码头时,都已离开了他们的车子,涌到了检查站的闸门口。迎接旅客的人,除了车夫,还有许多旅馆和客栈的茶房,只要一出检查口,就有许多人蜂拥而上,抢着替你提箱笼夯行李,嘴上虽然说的很客气,行动却是极粗鲁。为了争一个旅客,他们之间也可能打上一架。如果是一个第一次到上海的乡巴佬,简直会被他们的举措吓呆,他们不是拉生意,而是名副其实的抢交易,要是耳目略微迟钝,一转眼,你的行李会被他们抢得不知去向了。
  
  那次,我跟着朗慧师公初到上海,虽然都是道地的乡下人,好在有一位狼山的信徒,乃是「的的刮刮」的上海人,由于他的陪伴同行,我们是「笃定泰山」了,非常顺利地喊了两部黄包车,一直拉到了沪西忆定盘路的大圣寺。
  
  坐在黄包车上,使我尽情地做了一次对于上海市的游览观光。上海市的范围,的确大得惊人,从外滩到沪西,黄包车走了个把小时,若从沪西一直走到徐家汇土山湾一带,只怕还得加上一倍以上的时间。看看黄包车夫,臭汗淋漓,气喘如牛,可见这一碗饭是多么难吃,坐在上面,真觉得于心不忍。
  
  我们有一座下院在上海,它没有恒产,仅靠做经忏维持门庭。由于南通的狼山缺人照顾,故在半年之后,便把我送了回去。可是民国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有战争在江北展开,山上无法安身,所以到民国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又第二次到了上海,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回过南通了。
  
  不久,狼山各房的人,大部分都到了上海,上海的两座大圣寺,就做了狼山子孙的避难所。
  
  两座大圣寺的历史都不久,沪西的一座,到抗战期间才由一班在上海经商的南通人,发起筹建,聘请我的曾师祖贯通老人担任住持。
  
  沪西大圣寺,在范围及气派上,都比虹口的大,重叠着起的一座大殿及一座天王殿,尤其是天王殿,既高又大,普通的三层楼,没有它的高,它有三大间,中间供弥勒与韦陀,两边两间,可以同时容纳二、三十桌的筵席。正殿两侧有两排厢房,可以容纳几十个人的住宿。大圣寺的大门对着原来是法租界的海格路,进出道路却开在右侧的忆定盘路,门牌也属于忆定盘路,因为抗战胜利之后,失去了有力的护法,没有钱,买不起地,筑不起路,朝向海格路的出路,都被人家兴建起了十多层高的大洋房,所以,此路不通了。即使寺内的装饰和油漆等的工程,也都停摆了。

[归程·圣严法师自传] 第六章 上海与我 - 上海外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