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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2/8/6 0:00:00 点击数: 1640
内容:

  我在上海的几年之中,可以说都是过的经忏生活,在大圣寺做小和尚,固然不用说了,后来到了静安寺,做了学僧,还是没有离开经忏。
  
  经忏,似乎是危害了数百年来的中国佛教。尤其是在清代的干嘉以后,中国的佛教,只剩下徒有其表的空架子,佛教没有人才,也没有作为,大丛林,已跟社会脱了节,民间所知的佛教,就只有经忏荐亡的形态,维持着佛教的慧命!
  
  我并不是咒诅经忏的人,经是佛陀宣说的,忏是历代高僧编集的,咒诅经忏,就等于毁谤佛法,我是怎么也不敢的。
  
  这像是水能覆舟,水也能载舟,尽管由于水的缘故,毁灭过许多的生命,水的本身是没有罪的。
  
  所以,我在民国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的九月一日,给《今日佛教月刊》,写过长达一万余言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论经忏佛事及其利弊得失〉,考察了经忏的历史背景,也提出了我对经忏佛事的展望和看法,现在已被收于《律制生活》一书之中。因此,有关这个问题,我不想在此重加论列。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我在那篇文章的第三节中,曾经假设地说了这样的几句话:「佛教这种『消灾』与『荐亡』的佛事,非常可能是受了道教所谓『作法』的刺激,所以应运而生,以资抗衡道教,免得道教在这方面优势独占。」这几年来,从好些资料的搜集中,证明我的假设,大致是正确的。我们知道,中国佛教的忏法仪轨,有史可考的是出于梁武帝的时代,那是一个道教盛行的时代,梁武帝本人,就是从道教进入佛教的,梁武帝对于道教的华阳真人陶弘景,有着相当的敬意。我们又知道,道教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丹鼎,一是符箓,陶弘景就是属于符箓派的两大功臣之一,另外一个是寇谦之。凡是熟悉中国佛教史的人,都会知道三武灭佛的故事,其中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道士寇谦之,便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寇谦之的重要发明中,有一部诡称是受赐于太上老君的道书,叫作《云中首诵新科诫》,一共二十卷。这一部书,对于符箓派的道教,非常有用,道教的斋醮等作法的科仪,就是根据这部道书来的。我们又知道,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元年是西元四四○年,梁武帝萧衍的天监元年是西元五○二年,梁武帝的时代,比寇谦之当令的时代晚了半个世纪出头,梁武帝接受符箓派的影响而授命于当时的高僧,从事于忏仪的编集,自是非常可能的。最有名的也是佛教史上部帙最大的一部忏法《梁皇忏》,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梁皇忏》的内容都是出于佛经及佛号的摘录编集,《梁皇忏》的科仪形式,无疑是受了道教的影响,到了后来的水陆科仪之中,简直就已掺入了若干道教的思想。这使得佛教流俗化而又产生了流弊。
  
  由于现状的需要,事实上,当时的佛道两教是彼此模仿的,可是,佛教吃了暗亏,正如朱熹所说:「理致之见于经典者,释氏为优,道家强欲效之,则祇见其肤浅无味。祈祷之具于科教者,道家为优,释氏强欲效之,则祇见其荒诞不切矣。」(《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五)
  
  说也难怪,佛教的修持仪轨,在佛教来说,也不是没有本身的历史根据,追溯起来,也与天神的崇拜有多少关系,那就是密教的开出。我们知道,佛教的密宗,从印度佛教的发展史上说,是属于第三期佛教,那是受了婆罗门教梵天崇拜的影响而来。密宗特别重视曼陀罗的建立,若不建立曼陀罗,密法就修不成功。所谓曼陀罗,就是坛场的建立,仪式的规定以及法物的使用;那是借着境界的统一和清净,来影响并引导修持者内心的统一和清净,以期达到修持者的身口意三业相应;再以修持者的三业,相应所奉本尊的三业,那就成了自他与生佛交融,使得修持者由于所奉本尊佛的无漏功德相应,而现起修持者的无漏功用。
  
  这一套理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也是相当有用的,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根本佛教的原始面貌。虽然律中的羯磨,就是曼陀罗之一,但对法物的使用,绝没有密宗那样的神秘,密宗在印度,正像中国的禅宗,同样是属于适应时代环境而发展出来的佛教。
  
  中国佛教的经忏佛事,就是出于道教及密宗的两大主流,各种忏仪是脱胎于道教,也有来自密教,焰口肇始于密法的修持,水陆则为忏仪及焰口的综合与扩大,各种法器如铛铪铃鼓等的使用,也是渊源于密教。
  
  这些本来都是作为自修或集体修持之用,而且均有其使用的道理,例如法器的使用,现在的经忏门中,不过当作伴奏唱赞的乐器,实则,直到现代的西藏密教,仍把法器当作帮助修持的东西,现在我将一位欧洲旅行家对此事的记述,转摘于下:
  
  门关上之后,鼓笛铙钹喇叭齐奏,这很不调和的乐声,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紧扣着我的心灵。
  
  我悄悄地请教那位老喇嘛。
  
  他微笑着点点头。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乐声的配合,是经过上千年的研究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使参加大祭的人们,贯注全神集中敬意。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乐器的响声,跟人体上发出来的自然响声是相应的──人身体内的响声,用手指紧塞两耳不传外音时,就可听出来。(Amauryde Riencourt着的《西藏见闻录》第十三节)
  
  中国的佛事运用这些法器的时代也不太早,大概是从元朝喇嘛教流入内地之后,始逐渐地普遍采用。因在元人天台学者志盘所着《佛祖统纪》之中,仅谓「真言宗徒,流于歌呗」,可知当时仅为真言宗的人歌呗吹拍。后来,禅、教、律、净的界限渐失,密宗的成分也进入了显乘各宗,我们查阅近代各家的课诵本,乃至律门的毗尼日用,无不持咒歌呗,可惜的是,末流的佛教,已不知其运用的道理,竟至于成为经忏门庭的工具,僧人堕落的渊薮,腐化佛教的象征,迷信色彩的总和,我们身为如来的弟子,对此流弊之形成,必须要找出它的源头,然后予以纠正和改良。
  
  所以,我不反对经忏佛事,但却不得不要求改良。
  
  因为,经忏佛事可以作为联络信徒的桥梁,祝生、度亡、消灾、祈福,乃是宗教必具的条件;斋僧、布施、诵经、礼拜,也确是佛陀鼓励我们来做的遗教。然而,佛教的僧尼仅以经忏作为谋生的工具,佛教的寺院仅以经忏作为牟利的行业,那就太不合「法」了,也太罪过了。
  
  所以,商业化的佛事,无异是我们自招侮辱,我们现的沙门之相,是为厌离生死,是为自求解脱而兼度众生,岂能为了蝇头小利而自贬身分?
  
  我从经忏门中出来,知道经忏的功用,也知道经忏僧的罪恶与痛苦。下面是我经忏生活的自白,也可说是我对经忏生活的哭诉!

[归程·圣严法师自传] 第六章 上海与我 - 忏仪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