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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2/8/6 0:00:00 点击数: 1387
内容:

  我的小庙生活,到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春季,便结束了,因自那时开始,我做了静安寺佛学院的插班生。
  
  说到接受佛教的教育,真是感慨万千,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佛教就不曾有过系统化及永久性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机构,佛教的教育都是从实际的修持生活中完成,是潜移默化,而非计画性的普及教育。一般学教的人,追随大德法师听经,听久了,只要能够把注疏熟背,他也就能讲经,正因为是背的注疏,所以能讲经的法师,未必真的彻底明了经义的内容所在。纵然如此,宋明以后的讲经法师,数目也是不多。至于学禅的人,只是在禅堂里死用功,他们不求知解经教,但求见性开悟;可惜,禅定的工夫,也应有人指导方可,否则,盲修瞎参,无济于事。正因参禅开悟的人太少,故有宋初的永明延寿禅师倡出「禅净兼修」的主张,以念佛求生净土为方便,到了明末,又有莲池袾宏大师提倡「禅净一致」之说。于是,参禅念佛、念佛参禅,便成了晚近数百年的佛教教育。不用说,在这样的佛教环境之中,除了极少数根器深者凭个人的努力而得学养修持的成就之外,多数的僧尼,便无从求学佛法,也无法成为人才。
  
  一味的参禅念佛,在修持者本身,当可获得信仰的真受用,但在对外的教化方面,除了少数杰出的大德之外,一般的僧尼便无能为力了。所以,全国虽有数百万的僧尼,他们给佛教所起的作用,倒是成反比的,僧尼越多,佛教的负担越重,因为他们给予社会的观感是无用之辈。所以,到了清朝末季,中国佛教便面临到两重致命的打击:
  
  一是从清文宗咸丰元年至穆宗同治三年(西元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之乱,将东南十六省的佛教,摧毁殆尽。此事我已在《基督教之研究》第五章〈基督教与佛教的影响及价值〉第二节「基督教与中国佛教」有所论列。
  
  二是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着《劝学篇》三卷,奏呈光绪皇帝,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基于中国儒家的根本思想,采用西洋的科学技能,以挽救满清帝国的危亡。他主张应在全国急速建立新教育制度,由于清廷的财政困难,加上张之洞的排僧思想,他便把目标指向了佛教,建议用庙产兴学,他说:今日天下的寺院,何止数万,每都市有百余座,大县数十座,小县十余座,各寺均有田产,寺产原属信众施舍,今以庙产兴学,最适时宜。他的具体主张,是将寺舍的十分之七移作校舍,寺产的十分之七移作教育经费,余则留给僧侣的生活所需。
  
  因为佛教没有人才,佛教未有自求保障的力量,所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一发表,各地共鸣,庙产兴学的运动,一时风行全国,没收寺产,乃至抢夺寺产,致令数十万寺庙,百万以上的僧尼,张惶失措,无以自救(见日文《近代佛教讲座》第一卷二一○─二一二页)。唯于不久之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维新运动即告灭。可是,《劝学篇》当时刊行了十万部,三年之后又译成英文,被列为清末的中国名著,其对中国知识(统治)阶层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故到民国成立后,张之洞的阴魂不散,民国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又有身为内政部长的基督教徒薛笃弼,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没收寺产,兴办学校。到民国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国民政府又颁布「监督寺庙条例」,规定所有的寺庙财产,应依其多寡而用以经营小学校、图书馆、救济院(孤儿院、养老院、保育所)、贫民工厂、合作社等的社会慈善福利事业。
  
  这在本质上说,佛教不用政府监督,也该自动地做。
  
  因此,寺院的住持们,为了保护寺产不被政府没收,清末之际,竟有依赖日本的保护而请日本向清政府交涉的。此可引录东初老人的一段话,来做介绍:
  
  日人目?我国佛教遭受国家社会摧残,遂效法西方耶教徒来华传教方法,引诱中国僧寺受其保护,当时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日本真宗怀抱,遇有占用寺庙,抢夺寺产,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因此引起外交风潮,中日双方交涉结果,日本真宗先取消寺产保护事情,后清廷政府始下诏保护佛教,并令佛徒自办学校,各省始有僧教育会产生。各省寺院当局,亦知非兴办僧学堂,不足以保护寺产。当时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设办僧师范学堂,江苏文希(亚?)于扬州设立普通僧学堂,浙江之寄禅、松风,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实为当时佛教界创办僧教育之领袖人物。(《佛教文化之重新》的〈智光大师与中国佛教〉;另可参阅《太虚全书》第二十九册〈文丛〉四六、四七页)
  
  由此可知,中国佛教的近代教育,是由政府及知识阶层逼出来的。上引文中所说的水野梅晓,是日本曹洞宗的学者,他于光绪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二年)到浙江天童山,礼如净禅师的塔,因得当时天童山住持寄禅的劝请,便于光绪二十九年至长沙,创办「湖南僧学堂」,建立了中国佛教新的僧教育风气,这是中国新僧教育的第一所学校。(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史》二九○页)
  
  第二所僧学堂是由文希法师主办的扬州天宁寺普通僧学堂,镇江及扬州诸山负担经费,于光绪三十二年开办,除佛学之外,有英日等外文,日文由日人道扬居士担任,学生之有名者,有焦山的智光及金山的仁山。
  
  第三所有名的近代佛教教育机构,要推杨文会居士于光绪三十四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祇洹精舍」。招集僧俗佛子十数人,除了研究佛学及国文,并由苏曼殊教授英文,以作进修梵文及巴利文的基础。学生有太虚、智光、仁山、观同、欧阳竟无(渐)、梅光羲等,虽仅十数人,但对民国以后数十年间的中国佛教,影响至为深远。
  
  民国三年(西元一九一四年),有月霞法师依上海哈洞花园,设立华严大学,辗转迁移至杭州的海潮寺及常熟的兴福寺,此有应慈、持松、了尘、慈舟等人,继承分枝,自成一个华严学派,来台湾的智光、南亭、道源等诸老,均与这一学派有渊源。
  
  祇洹精舍办了两年多,由于经费困难,所以停办,曾在该舍担任佛学讲师的谛闲老,稍后于复兴了宁波的观宗寺之际,民国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设立观宗学舍,后来改名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由此也形成天台学的一派,分出高邮的天台宗学院、天台山国清寺研究社,此派出有宝静、倓虚、常惺等诸老,台湾的斌宗法师,也是属这一系的法匠。
  
  民国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太虚大师在武昌设立佛学院,这是近代中国僧教育的一大重镇,由这所武昌佛学院的成立,正如太虚大师自述:「不惟影响于青年僧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各方面,均有相当影响。」因为武昌佛学院后来演变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直属于此而分设于外的,则有法尊法师在重庆设立汉藏教理院;常惺法师也仿照着在厦门开创闽南佛学院,此院于民国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后交由太虚及其门下的芝?、会觉、大醒、寄尘等继办。另外又有大醒及心道,于福州鼓山办了鼓山佛学院;大醒及寄尘,又在潮州设立东岭佛学院;寄尘及容虚则于九华山开办江南佛学院;慈航则于安庆设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等又分别在北平的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办了佛学院。此外尚有慕西及净严的河南佛学苑、宽融的普陀佛学院、妙阔的陕西慈恩佛学院、昌圆及广文的四川佛学院、永昌的贵州佛学院、静严的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的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的雪窦学寺、芝?及亦幻在宁波的白湖讲舍。这些均与太虚大师的这一学派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以上资料见于《太虚全书》第二十九册〈文丛〉五○、五一页)。现在台湾的贤顿、东初、印顺、乐观、默如等诸老,以及在马来西亚的竺摩长老、在菲律宾的瑞今长老,都是出于这一学派。
  
  其他还有江苏的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的弘慈学院、湖南的祝圣学院等,这些佛学院中也均有太虚学派的学僧,参与施教;又如后起的常州天宁佛学院、上海玉佛寺佛学院及静安寺佛学院、浙江武陵佛学院,也均与太虚学派有关。
  
  在上海,尚有一座圆明讲堂,这是圆瑛老法师主持的楞严专宗学府,圆老对楞严是由亲证实悟而自立一宗,现在台湾的白圣长老,便是圆老的上足。
  
  女众教育方面:则有武昌佛学女众院、恒宝尼主办的菩提精舍、德融尼办于汉口的八敬学院;女居士张圣慧主办于奉化的法昌学院、女居士过圣严主持的无锡佛学会、女居士张莲觉创办于香港的东莲觉苑等。(见《太虚全书》第二十九册〈文丛〉五一、五二页)
  
  在家学佛的教育机构,则有欧阳竟无及吕秋逸(澄)等设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韩德清及徐森玉等设于北平的三时学会、段芝泉及汤住心等设于上海的菩提学会。此与僧教育虽无何影响,然于学术界的作用很大。(见同上五三页)
  
  说到此处,我们尚须明白,以上的许多佛教学院,列名的也不过四十多家,其中有的仅办一届便停,正如太虚大师说的「昙花一现」,若以中国僧尼及寺院总数来做比例,这就显得贫乏,以中国大陆来比今日的台湾一省,由民国三十八年到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九—一九六七年),已有二十多家学院在此起彼落地开办与停办,这就显得台湾的佛教教育已比早年的大陆时代可喜得多。
  
  可是,谈到中国佛教的现代教育,我们不要忘了四位功臣。第一位是八指头陀寄禅和尚,中国第一所僧学校是由他的鼓励而出现,中国佛教会的前身──中华佛教总会,也是由他领导全国各省在清末组成的僧教育会的改组而来,他老人家也为护教而于民国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在北平示寂,此一组织到民国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已于全国各省县设立支分会三、四百起。
  
  第二位功臣是杨仁山(文会)居士。
  
  第三位功臣是太虚大师。
  
  第四位功臣是欧阳竟无居士。
  
  我们谈论现代中国的佛教教育的启蒙,如果遗忘了这四位功臣,那就无从介绍其根源。
  
  但是,我们仍应感到惭愧,我们各地寺院的住持们,大多没有想到教育的问题,没有想到要使他们的下一代接受什么教育。至于已经办了佛教教育的各家佛学院,也很少真的全力以赴。其中影响近代中国佛教最有力的是祇洹精舍、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支那内学院。这是由杨文会、太虚、欧阳竟无所办。唯其由于各家佛学院之间,既无纵的组织体系,也没有横的联络机构,所以在学制、课程、教材、学级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出头,中国佛教的教育问题,依旧停滞在草创阶段!
  
  然而,福薄如纸的我,毕竟也受到了近代佛教教育的恩赐。

[归程·圣严法师自传] 第七章 学僧天地 - 僧教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