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 位访客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2/8/6 0:00:00 点击数: 1394
内容:

  静安寺,从历史上说,那是上海最古的古剎,虽然经过历代的变乱摧残,寺中已经无法找到一样数百年以上的古迹,如果说它尚有什么古迹遗留下来的话,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庙会香期。
  
  这是纯粹佛教化的香期,因为它是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这与神庙的庙会,有着许多的不同,第一不唱戏,第二不供荤腥,第三不游行,第四不发仙方不出签条。但是,从四月初七的下午,直到四月初九的下午,敬香的、还愿的、游览的、看热闹的,简直是人山人海,通宵达旦,川流不息。

  

  ▲作者十七岁时与守成法师(右)合影于上海。
  
  这对于静安寺的利益不小,最大的收益是出租摊贩的位置。从初五、六里开始,寺内的执事及茶房,便在寺内寺外的屋檐下及路边上,用白漆划定了摊位,编定了号码,分成了等级;许多的食品厂、家具店、玩具公司、百货公司、饮食贩等都会自动来寺接洽,而且唯恐不及。
  
  静安寺虽也拥有不少的土地,可惜老早已被原先的静安寺子孙,长期租了出去,每年所收象征性的租金,实在可怜兮兮。
  
  因此,学僧的生活及常住的开支,全靠经忏佛事来维持,经忏佛事的收入是有限的,主要的还是由于做经忏佛事而来的租厅开吊与代办素席。
  
  静安寺除了执事教师与茶房之外,只有学僧,学僧是学僧,但也是做经忏的清众。不过时间安排得很好,学僧每天有两支香的行持,不论有没有佛事,不论开不开牌,大家一律参加,每天一律拜两支香的大悲忏,有一堂佛事就有一堂人去灵前早晚回向两次,中午上供一次,若有二堂三堂,至翻堂,也是这么多人,拜这么多忏,维那开牌是轮着来的,不过会做佛事,能敲磬的,能戴毗卢帽的,机会多些。晚上自修课,如果有焰口,便放弃自修而去放焰口。凡做佛事,开到牌的,都有单银,只是单子很低,比如我是比较会做佛事的学僧,除了不能坐正施食,样样都可以,收入单银已可列为二、三等,但我记得,每月发一次单银,只能买到三、四条的固本牌肥皂,想买一部《辞海》,要积蓄好几个月,要添一件长衫,几乎要等上半年。上海佛事,一般的单子低,我们学僧则更低。因为我们是以求学为主,学院的一切开支,全由佛事中来。学院的教职员则不发薪水,而以拆分小账为报酬,佛事多,素席多,小账也多,否则,便少。这一制度,似乎只有当时的上海才能行得通。
  
  我们学僧的生活,以一般来说,已是水准以上的,京沪线上乃至浙江的几家佛学院,生活过得都很清苦,我们静安寺则得天独厚,天天都有四菜一汤,常常也有人来打罗汉斋与豆腐斋。
  
  我们的讲堂,也是很讲究的,先是平房加天花板,后来翻成二楼,四壁粉刷油漆,一片洁白光亮,晚上是用的日光灯。讲堂里还有一架钢琴,偶尔也请个把音乐师来教教我们的歌唱,〈三宝歌〉是每晚点名时必唱的。
  
  我们的书桌一人一张,并有两个抽屉,各人可以加锁,桌上漆得黄澄澄的,每一张学僧坐的靠背椅子也是漆得黄澄澄的。
  
  我们有好几份报纸,比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和平日报》、《申报》、《大公报》,几乎都有;另外还订有好几份学术性的及文艺的杂志,但是,同学们好象除了文艺以外多不感兴趣,我对于那些报章杂志,几乎也都是陌生的,我消化不了它们,故也很少去看。
  
  当时佛教的刊物不多,但也不能算少,比如《海潮音》、《觉有情》、《弘化》、《人间佛教》、《中流》、《世间解》等的佛学定期刊物,我们都可经常看到。
  
  到了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以后,我们静安寺的学僧也创办了一个刊物,定名为《学僧天地》,筹备将近半年,到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元月才创刊发行,由学僧而发行铅印刊物的,那是先锋了。因此还得到慈航法师的鼓励与同情,慈航法师特由南洋寄来一篇文章,也寄来了钱。其实,如果不是我们学僧做经忏,由同学组织,也由同学出钱,刊物是出不来的,不过白圣法师的支持很多,常住上也有补助。
  
  《学僧天地》一共只出了六期,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第一届学僧毕业之后,便中止了。本来是月刊,但是第五号出版之后,一直拖到十一月才把第六期印出,算是寿终正寝。前面说过,我是一个蹩脚生,但在《学僧天地》的六期之中,竟也发表了三篇短文。
  
  在我们发行《学僧天地》的期间,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也发行了油印本的《新僧半月刊》,原为焦山佛学院的同学宏度、星云及煮云等也发行了油印本的《怒涛》月刊,一时之间,学僧办刊物,蔚为风气。当然,我在当时,一切都在幼稚中,一切都在跟着老同学们学着走路,但我知道,由于《学僧天地》的创刊,联络了京沪各学院的同学,也促进了彼此间的感情。所采文稿虽以本院同学为主,但对外来的稿子也予优先发表,那时常州天宁佛学院的来稿最多,其余如汉藏教理院、武陵佛学院、上海佛学院,都有来稿。可惜后因币制贬值,物价暴涨,又加上人事的更动,这份刊物便夭折了。
  
  静安寺的学僧,每一学期终了,总有几个要走的,每一学期开学,总也有几个新的来,最多时五十多人,最少时三十多人。这种情形,可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每一家佛学院都差不多,可能以上海的情形特殊,故也特别显著。因为没有统一的教育计画,到处都是一样,除了自己用功,否则也只是混混而已。
  
  在好多老同学的眼光下,静安寺佛学院是很不理想的:位于市区中心,每天又有佛事,生活很不宁静,更谈不上如律的轨范,因为要做佛事,管理再严,也是严不起来。所以我有几位已经来台的老同学,他们去得很晚也住得很短,所以很少提到曾在静安寺读过书的。但在我这个福薄的人来说,对于静安寺的生活,却是念念不忘,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因缘与些微不足道的一点成就,乃是由于静安寺的播种而来。
  
  我进静安寺,密迦已经入狱,据先去的同学告诉我,密迦对于学僧是非常爱护的,常住的经济虽很困难,但总一切为学僧的生活着想,佛学院的基础,完全是他打下的,讲堂桌椅都是他做的,他还为学僧每人发了一条毛巾毯子,用来整洁内务,我去虽晚,但也分到一条。原因是只能在院使用,出院则缴还监学。
  
  白圣法师接任之后,虽然经常在与流氓斗法斗智,但对我们学僧的生活也很关切,轮到他来做精神讲话,总也要问问学僧的生活,以及学僧对于生活的意见。学僧提出要求,如果是合理的,他也没有不接受的。比如我们要洗澡,去浴堂洗澡的钱,皆由常住负担;我们要做春季旅行,包两辆大客车,做竟日之游;我们要听某某法师讲大座,便由常住叫专车接送。我们集体游览过上海市的好多名胜,我们曾去枕香阁听南亭法师讲《法华经》,也曾去圆明讲堂听圆瑛法师的《楞严经》,南亭法师之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因为去听了一次经,他见我年纪最小,故在下座之后,特地问了我几句话。
  
  但在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春后开始,学僧的情绪,渐渐散漫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佛学院毕业,并不能够真的成为讲经说法的法师,即使能够讲经说法,在此动乱的时代中也不会有人请你。出家人皆赖经忏为生,未来的社会,必将不容有此生活方式的存在。于是,同学之中,有的还俗去读新闻专校,有的转入可以收留出家青年的兴慈中学,有的则干脆去做工了!
  
  人心非常苦闷,学僧的心更苦闷,以致在举行毕业典礼中,有一个同学拿到最后一张毕业证书时,竟当场撕毁,到第二天,就卷起行李去当兵了。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同时想着,我们究竟应做何种打算?这一念头我在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太虚大师逝世之后,我们集体由玉佛寺送至海潮寺火化回去的路上,就已想到。太虚大师为僧教育奔走一生,当他舍报之时,僧教育仍未见出可资乐观的希望来!出家人到底应该怎么办?谁也不能下一句断语。
  
  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七月,首届学僧毕业之后,多半学僧仍然无处可去,院方便举行了一次甄别考试,分成两班。我也很奇怪的,竟然考取了研究班,有几个老学僧却仍留在普通班。研究班一共只有十多个学僧,分班上课一个学期之后,已是民国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开始了,昏天黑地的大动乱也开始了,教的人没有心教,听的人也没有心听,老师与学僧,来的来,走的走,一切失去了常态,也就无所谓分班不分班了。同时,学僧也很少上课了,大家都在为着即将来临的战祸担心。
  
  其实,我们到了民国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生活情形就变了,好象都在做着应变的工作和准备。好几个佛学院关了门,好几处的学僧也到了静安寺。比如乘如(自立)、惟慈(日照)、妙?、鲁愚(幻生)等同学都是后来从武陵佛学院去的,了中则去得更迟。
  
  学僧除了象征性的上几堂课,有佛事的做佛事,没有佛事的,为了应变,便学习手工艺,把原先的教务处,改成了工作场,常住买了十几架手摇织袜机,请了一个织袜匠,专教学僧织袜子。可惜,我对学织袜子,尚未学出师来,便离开了大陆。

[归程·圣严法师自传] 第七章 学僧天地 - 学僧的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