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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2/7/9 0:00:00 点击数: 1571
内容:

  一九四一年,我受具足戒时,得戒和尚若舜长老在教礼时和我们这群新戒说:“你们出家受戒要学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学佛,要学吃亏。”这一句话我谨记在心,对于我一生的做人处事有很大的受用。
  说到“吃亏”,大多数的人不喜欢“吃亏”,因为人都喜欢讨便宜,我们不妨想想:如果别人的便宜给你讨了去,他就非得要吃亏不可,世间上那有给你永远占便宜,别人吃亏的事情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些贪婪无厌,喜欢占便宜的人,其实到头来真正吃亏的人,必然是自己,像现在社会上被金光党骗财的人,大都懊悔一时的利欲薰心;反观一些看起来“吃亏”的人,结果才是真正占了大便宜。
  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他为民谋福,宁愿自己吃亏,但到最后,大家公推他为帝;著名的“管鲍之交”,旁人都说管仲在占鲍叔牙的便宜,但是鲍叔牙却处处为管仲说话,后来还推荐他作宰相。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正因为鲍叔牙肯“吃亏”,所以不但交到一个好朋友,而且为国举才,利益了全国人民。我们看中外历史的忠臣义士也是因为肯“吃亏”,结果救国救民,力挽狂澜于既倒,而自己也能流芳万世,永垂不朽。所以,讨便宜未必真讨便宜,吃亏也未必真吃亏,真正来说,吃亏才是在讨便宜。
  我有幸亲承若舜长老的教诲,在丛林参学时期,就体会到“吃亏”的妙用,记得那时大家都很穷苦,我每次得到一点什么东西,宁愿自己没有,也要分给同参道侣;目睹烧水、行堂等工作必须起早待晚,花费劳力,没有人愿意承担,我就自动挑起来做;听到师长同学有什么困难,我也毛遂自荐,设法帮助;甚至有时候同学们做错事,担心他们挨罚,我还自愿代受处分。也曾有年长的同学劝我:“你这样会‘吃亏’的啊!”但我谨记著若舜长老的话。结果几年之后,像我这么一个头脑并不聪明,又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乡下孩子,居然学习到许多做事的技巧,也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来,我对“学佛要学吃亏”这句话更加增长了信心。
  直到现在,我虽然年逾古稀,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仍然一马当先,甚至还做“不请之友”,指示徒众安排我多教一点课,让我多做一点事,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辛苦,只要换来大家的欢喜,何“吃亏”之有呢?
  我不但宁可自己“吃亏”,多承担一些事情,有时也会给人冤枉,受诸多委屈,自己只要自觉心甘情愿,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承担,而且经常拣别人不要的来做。一九四八年,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将寺产几乎败光,世局又动荡不安,佛教界没有人愿意接管这个烂摊子,眼看这间寺院就要被地方恶霸占去,刚好我和一些同道们从宜兴来到南京,听说此事,便提议和寺方接洽,结果在荫云和尚的撮合下,接管了华藏寺。我们排除万难,整顿僧纪,并且兴学校,办工厂,虽然由于国共内战,方兴未艾的佛教事业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在战火之中,看来我们好像前功尽弃,“吃了大亏”,其实,在这段期间内所吸收的行政经验,对于我后来建寺办学都有著莫大的助益。
  到台湾来的因缘,也是由于不怕“吃亏”而拣来的便宜。一九四九年春,国势危殆,智勇法师组织了“僧侣救护队”,要随军来台服务时,临时退却,我那时连台湾在那里都不知道,但是看到“僧侣救护队”群龙无首,即将散失,便自告奋勇,负责带队,就这样,我与一干人等来到了台湾。
  当时台湾的佛教被列为神道迷信之流,地位十分低落,尤其从大陆来的僧侣经常被疑为匪谍,三天两头就被抓去盘查询问,甚至榔铛入狱。许多人开始另谋出路,我也曾打算到其他地区,如香港、马来西亚、瑞士等有因缘的地方,但是好不容易筹足了路费之后,听说一些同道有的没有身分证,有的没有入境证,无法在台久居,也急于到其他地方去。我心生不忍,于是将仅有的钱分送给他们做盘缠,自己继续留在台湾。没想到后来居然能在这里结了许多法缘,开展出另外一片天地,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一直相信:随顺因缘,助人为先,“因果”必定不让你“吃亏”的。
  四十多年前,地处台湾东北的宜兰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乡镇,从台北前往宜兰必须搭乘四、五个小时的煤炭火车,到了宜兰,因为要通过二十多个山洞,所以脸庞、耳朵、鼻孔全都沾满了黑色的煤炭,再加上那里生活条件很差,请来的法师没有一个愿意待在那里弘法,因为连上一个厕所都要行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去方便。我知道以后,便束装前来,就这样,我在宜兰一待就是数十年,至今户口仍在宜兰。虽然创建佛光山,但从来没有离开的念头,我在这里建讲堂,设立幼稚园,成立佛教歌咏队、弘法队、学生会、儿童班,成为新佛教发展的基础。我想当初如果害怕“吃亏”,继续待在人文荟萃的台北,可能就不容易有如此的成就,台语有一则俗谚,说:“佛祖疼憨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九六七年,褚伯思夫妇将全部资金投资在高雄大树乡的一块丘陵地上,想要开建一所海事专科学校,结果和合伙人意见不合而作罢。但这块地因土壤贫瘠,麻竹遍布,高低不平,到处兜售都无人肯买,褚氏夫妇一家老小的生活,甚至债务,顿时面临问题。我知道以后,为了替他们解危,立即让售高雄市中山一路三十四号的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房屋,以所得款项买下这块丘陵。闻者莫不说我是个傻子,因为一来,我和褚氏夫妇夙昧平生;二来,这两块地的价值简直有如天壤之别。我力排众议,节衣缩食,搭草寮,开荒地,三十多年来,在这里奠定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事业的基础,这座当初没有人要的丘陵,就是现在封了山大家还设法要来此一看的“佛光山”。直到如今,我们每个周末所举办的假日修道会,都是上千甚至数千人从台湾各地前来参加。回想当初种种,不禁礼赞若舜长老那句“学佛要学吃亏”,真是一句掷地铿锵的至理名言。
  蒋经国先生在江西所办的正气中学在台复校,一九七六年,在经营上有了困难,我听说此事,便与校方议定,由佛光山出钱买下办学的权利助他迁校,当时有人和我说:“你这样做很‘吃亏’,因为你还必须另外花钱建校。”但我觉得钱用了还会再回来,所以毅然决然多花一倍以上的钱才创办现在普门中学。如今想来,在二十年前戒严时期,我能为佛门办一所中学,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种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价值,不也是由“吃亏”才能换来吗?
  一九九六年,嘉义某管理学院虽申请立案,但没有经费开工建筑,不知如何是好,探询佛光山有没有接办的意愿,那时我们正在宜兰礁溪林美山探勘地形,筹建佛光大学,无论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十分吃紧,许多人劝我:“如果另外再接办一个大学,恐怕十分困难。”但是我仍然坚持己见,付费接管,一面接下待建的工程,一面和教育部进行申请开学事宜,一年不到,崭新的南华管理学院成立,二、三年来,不但办学风评甚佳,而且已经举办了多次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又证明了,只要你心存正念,即使“吃亏”,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
  从华藏寺到僧侣服务队,从大陆到台湾,从台北到宜兰,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山……,回想我和每一个地方的因缘几乎都是将别人不要的拿去做,但我都能做得不负众望,不仅将佛教发展到五大洲,而且为佛门办了许多事业;从普门中学到南华管理学院,我也是咬紧牙关,接下别人未完的事业,虽说是多少血汗,多少辛苦的结晶,但能为佛教界、教育界竖立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形象,不也是意义非凡吗?所以,后来我常教导弟子们不要怕“吃亏”,多承当,多担待,正好可以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慈悲,我们的道念,我们的能力。
  中国有一则故事,叙述阎罗王审判两兄弟,问他们将来投胎为人,要做受的人生,还是给的人生。哥哥说:希望能做一个为人付出的人生;弟弟说:希望能做一个接受别人所有的人生。后来,阎罗王依照他们的愿望,哥哥投生在一个富贵人家,终其一生乐善好施;弟弟投生在一个以乞丐为生的人氏,终其一生皆以乞讨为业。这虽是一则寓言,但也说明了:一个人如果懂得付出,不计较“吃亏”,才能拥有一个富有的人生;一个人如果锱铢必较,只知道接受,却吝于付出,必定是一个贫穷的人生。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吃亏便是福。”真可以说是先人智慧的结晶。
  我经常怀念和煮云法师之间数十年不变的交情,他过去和我在一起旅行,坐车、住宿都是我去付钱,可是一到了吃饭、照相,他都抢先坐中间座,走在前面站。有人说他喜欢讨我的便宜,但我却心甘情愿地“吃亏”,而且很喜欢他讨我的便宜,因为我很体谅他过去青少年时穷久了才会如此,更何况他真情善良,没有心机,甚至经常对我的弟子说:“煮云没有福报,有的东西也守不住,不像你师父,到那里都能所愿成就。”其实我的所愿成就也都是从“吃亏”来的。
  记得四十多年前在宜兰弘法的时候,每逢法会,我都请前来参加的信徒们顺便在寺院用斋。那时大家的经济都不富裕,许多人携家带眷来吃斋饭,才添几角的香油钱,因此每次法会办下来都入不敷出。有些人就劝我不要办斋,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结果一次一次办下来,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像依空、慧龙、李宗德、林清志、杨梓滨等,那时候都还是小孩子,由于曾经结下这段法缘,他们长大之后,有的跟随我出家,有的在各地帮我办佛光会,实在是当初始料未及之事。所以后来佛光山各别分院的住持、当家向我抱怨许多上班族的人在吃饭的时间总喜欢到寺院来赶斋时,我总是告诉弟子们:“人家肯来吃饭,是看得起我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给你添福的机会。”
  佛教的出家人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弘法利生,一种是经忏佛事。一般人很感谢经忏佛事的法师,一堂功德佛事下来,不但磕头跪谢,还自动送上红包供养;但是对于弘法的法师,一般人比较不了解他们的重要性。尤其在以前民智未开的时代,你要弘法,不但自己要花钱租场地,装电灯,还得拜托人去听你讲经。他们来听经,你还要感谢他们前来捧场。
  由于弘法利生看起来是一条很“吃亏”的路,所以过去很多出家人不喜欢发心弘法。但我却认为弘法是佛教的根本,因为菩提种子一旦撒播出去,将来的收成必定不可限量。所以我宁可自己小小牺牲,也设法到各处去弘扬佛法,而且办理免费的佛学班、夏令营等等,结果接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前来信仰佛教,我们一起奋发努力,将台湾的佛教从老年的佛教带向青年的佛教,从迷信的佛教带向正信的佛教,从拜拜的佛教带向闻法的佛教,从寺院的佛教带向会堂的佛教……,这不全都是肯“吃亏”得来的成绩吗?
  慈航法师曾说:“如果你和那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去办学或办杂志。”而我在全世界,寺院建了一百多间,国际佛光会在世界各国重要定点都成立有总会、协会一百五十多个,由佛光会办有中华学校、《佛光世纪》以外,也已办了十六所佛教学院及中学、大学、杂志社、编藏处、经典翻译中心等,虽说是多少血泪辛酸,但是为社会培养了多少人才,为佛教扎下了多少的基础,这些事情深远的意义不是只看表面的“吃亏”所能计算的。
  尽管我为了佛法的弘扬,为了大众的利益,做了许多吃亏的事情,但了解“吃亏”三昧的人还是不多,像南华管理学院创办之初,我就规定不收学杂费,一些学者认为办高等教育应该采取高学费制度,让有经济条件的人来读书;也有许多关心佛光山的人恐怕这样一来,我们要背负更多的银行债务。但我觉得佛法之前,人人平等;大学之前,也应该让人人有机会读书。
  我经常看到许多清寒子弟虽然资质优秀,但是因为学费太高,只好望著大学的门槛兴叹,心里觉得很可惜。再说,现今的时代,功利主义挂帅,连教育都变成一种商业交易,长久以来青年学子缺乏感恩的美德,所以我也想换一个方式来引导社会的风气。基于这许多理由,我还是坚持实行不收学杂费的制度,一年之后,我就收到学生的感谢函,最难得的是,我在学校举办成年礼的时候,许多青年学子都自动报名来参加,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在乎将来他们是否信仰佛教,但是我想如果莘莘学子能在这所学校的教育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甚至社会大众能因此对经济价值观念重新思考,估定了解“吃亏”哲学的美妙,那我就可说是“赚”到了。
  一向以来,对于佛教界的事情,我即使自己生活困难,也设法予以支援。近十年来经济比较宽裕,我经常开办僧伽讲习会、寺院讲习会,不但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而且还将一套套新编的藏经、《佛教丛书》送给大家,连弟子都在笑我又在做“吃亏”的傻事,而我则认为与其自己珍藏,不如供养一切有心人士,让所有的寺院都能具备健全的制度,让所有的佛教徒都能拥有正确的理念,让大家都一起来光大佛教,弘法利生,让整个社会风气改良,人心净化起来,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
  我不但经常资助佛教寺院及其他公益社团,也劝信徒对他们作一些布施。弟子不明白,问我:“佛光山的建设需要那么多的经费,你还教信徒捐给别人,不是白白‘吃亏’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哲学是:“该是你的,即使‘吃亏’,还是你的。”
  记忆最深刻的是数年前,我将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给我的版税捐给花莲基督教门诺医院,信徒知道以后,纷纷赞叹,我告诉他们:“你们也可以捐给他啊!”像罗李阿昭居士依言捐献之后,看到我要开办佛光卫视,更加感动,所以掏出不止数倍的钱给我作为电视台的筹备基金,甚至张姚宏影、陈郑秀子、薛政芳等人,一个个跟进。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世间一切诸法本来平等,不增不减。“吃亏”,即非吃亏也。
  目前社会上有许多人觉得拜神比信佛好,因为拜神可以向神明祈求功名利禄,佛教却教人要布施喜舍、忍辱负重,这些看起来都是让自己“吃亏”的事情。其实,凡事皆有因果,布施、忍辱,看起来是别人占便宜了,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像我终生都因为“吃亏”而让我的佛道更上一层楼,因为“吃亏”而使得佛教事业更加兴隆发达。所以,在此奉告大众:“吃亏”不但是修行最讨巧的方式,也是做人处世的不二法门。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一月) 

学佛要学吃亏[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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