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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2/7/6 0:00:00 点击数: 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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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赵朴初居士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赵朴初(1907-2000) 著名社会活动家、汉族,佛教人士、书法家、诗人、作家,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人。 
        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庆,1911年随父母迁回老家太湖县寺前河居住。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四明银行行长。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后,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

        1949年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人大代表。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爱国宗教界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0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赵朴初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早在大革命时期,赵朴初亲眼目睹在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下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广大农民蒙受苦难,从而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他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千方百计地救济、安置难民。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陆续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1938年他参加了职业界救亡组织上海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星二聚餐会及其核心组织星六聚餐会,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开展秘密斗争。抗战胜利后,赵朴初痛恨国民党反动独裁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迎来了上海的解放。50年代初期,新中国百废待兴。赵朴初在担任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期间,为华东地区和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安定群众生活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号召佛教徒与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赵朴初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12月30日,赵朴初与马叙伦、王绍鳌、林汉达、周建人、雷洁琼等在上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赵朴初同志历任民进上海分会副主任,民进上海市委主委,民进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赵朴初同志始终热爱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着亲密的友谊。他长期担任民进中央和全国政协的领导职务,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为发扬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为巩固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朴初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在国内外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佛教徒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佛学造诣极深,《佛教常识答问》等著述深受佛教界推崇,多次再版,流传广泛。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经过漫长的求索,他逐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最能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意志和利益,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成繁荣富强的新社会。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界领袖,赵朴初同志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充分地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指出:党和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宗教徒则要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拥护党的领导,报国家恩,报众生恩,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他告诫佛教弟子,佛教的利益必须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的生命好比一滴水,只要我们肯把它放到人民的大海中去,这一滴水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1907年11月5日,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是嘉庆元年(1796年)状元赵文楷的后人。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家中作主的是母亲陈慧。家中设有佛堂,母亲每日早晨烧香拜佛;门前的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少她买下的龟、鳖。

        1914年夏日的一天,七岁的赵朴初看到一只蜻蜓在蜘蛛网里挣扎,不一会儿,蜻蜓被越缠越紧,渐渐不能动弹。赵朴初转身到厨房找来一根竹竿,把蜘蛛网耐心地挑开,将蜻蜓救出。母亲见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带儿子去廨院寺烧香。

        佛事结束后,母亲与先觉师父闲谈,说起儿子会对对子了。师父听了,指着庙中的火神殿,出了一句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赵朴初想了想道:“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先觉师父笑了,对陈慧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赵朴初的表舅关絅之曾以同知(相当于地方政府厅一级长官)身份做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逮捕孙中山的密令,作为同盟会会员,他悄悄地让公廨秘书杨润之通知孙中山转移,并故意拖延发捕票的时间。孙中山脱险后,曾亲笔题写书扇感谢他。

        1921年,关絅之走上佛教道路。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关絅之有重要地位。他与周舜卿、沈心师、谢泗亭等人于1922年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同年,关絅之等创办净业社,施省之任董事长,关絅之任副会长。1927年,净业社迁入觉园。

        净业社是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下属单位,赵朴初在这里做秘书,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关絅之对赵朴初要求很严。第一次看到赵朴初起草的文字时,关絅之皱着眉头,一边拿笔批改,一边婉言批评:“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好,但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佛书。”从此,赵朴初开始研究佛经。后来,关絅之建上海佛教慈幼院并任院长,日常工作即由赵朴初去做。

        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成立,关絅之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从此,赵朴初和全国高僧大德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年轻的赵朴初在这样一个佛化气氛里,不知不觉也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1935年秋天,圆瑛法师在上海兴办圆明讲堂,经他介绍,赵朴初皈依佛门,成了在家居士。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一般指隐居不仕之士、佛教居家修行人士、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赵朴初就属于居家修行人士。

        在圆明讲堂,赵朴初接触了卷帙浩瀚的佛经。在经卷和高僧的影响下,赵朴初将自己在私塾和东吴大学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佛学中去;他的诗书造诣,也与日俱进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上海大世界落下一颗炸弹,一时人心惶惶。一千多难民拥挤到慕尔堂门前的云南路上,亟待安置,而上海市社会局驻会工作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秘书赵朴初和吴大琨等人,将难民带到宁波同乡会安置。

        这支特殊的队伍沿着云南路、西藏路一直朝北走,赵朴初冒着飞弹执一面红色十字小旗,走在队伍前面。他一路大声地喊:“你们跟我们走!”吴大琨执一面小旗走在后面。一路上流弹不时飞过,胆小的难民们哭声不断。到了宁波同乡会,不料铁门紧闭,空无一人。一位租界巡捕为赵朴初的精神所感动,越墙打开铁门,让难民进入。难民们感恩戴德,称赵朴初是菩萨再世。8月15日,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

        淞沪战役期间,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圆瑛法师和赵朴初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护国和平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护国和平。赵朴初自己也上前线,帮助抢救伤员。与此同时,赵朴初将他所收容的一百多位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难民,送到三十六师补充兵员。

        1937年11月12日,淞沪全部沦陷,在圆瑛、赵朴初等领导下,几十个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了五十万难民。

        第二年,赵朴初和胡愈之、许广平、吴耀宗、陈巳生、雷洁琼、严景耀、吴大琨、萧宗俊等创办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赵朴初任理事长。

        益友社也是大家交友的场所,每来新人,赵朴初均一一介绍,他尊敬年岁大的人,逢人即在姓名后,去掉末尾一个字,换成某某老,别人便以此法称他:“这是赵朴老。”大家一听都笑了,因为赵朴初才31岁呀!此后,赵朴初有了新称呼——“赵朴老”。
        1951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灾情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两千余人。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别人,也害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1952年10月间,为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大会选举达赖、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了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毛泽东一边等待客人,一边兴致勃勃地和赵朴初聊天。他早就认识赵朴初了,但单独聊天还是第一次。

        谈话间,毛泽东以开玩笑的口吻问赵朴初:“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

        毛泽东一张口说佛,赵朴初就笑起来了。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熟悉《金刚经》。在全部佛经中,《金刚经》是精华。“佛说”、“即非”、“是名”就是《金刚经》的主题,全部《金刚经》反复讲述的就是这一主题。它解答了“降伏其心”的菩萨心行的关键,历来为中国佛教徒所重视。

        但赵朴初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话。他自己可不是“非”赵朴初和“名”赵朴初啊!自己可是实实在在的赵朴初。所以,他笑着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平常,赵朴初喜欢研究佛法般若,他发现其中有很多辩证的哲理和辩证方法,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就与禅有一致性,因为一旦真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就不是原本的、永恒的真理了;赵朴初甚至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佛教存在某种关系。这回,见毛主席说起辩证的否定,赵朴初就谈了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很满意赵朴初的回答,点头说:“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正谈在兴头上,不料胡达法师到了,对话只好中断。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研究佛教和共产主义相通的地方。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就曾明白地说:“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后来,在提到赵朴初时,毛泽东曾很感慨地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1968年12月11日至1969年2月12日,赵朴初被监管劳动,地点在广济寺后两跨院,具体做送煤、劈柴、扫雪、倒脏土等杂务。

        中国佛教协会的牌子已被红卫兵战斗队的各种招牌所替代。戒坛的香案早已布满了灰尘,和尚被赶出了庙门,只有藏经阁前的松树仍然高高地屹立着,与这群“牛鬼蛇神”为伴。

        头一天,赵朴初和虞愚教授被分配做煤球,捡煤核。烧过的煤球灰里,残留着半黑色的煤球,拣起来,仍然可烧。赵朴初在一点一点往煤灰深处掏煤核时,突然想到,看似很冷的煤球灰,却能死灰复燃呢!这使他脱口占出一首五绝来:

        细向心中检,然而有不然。

        冷灰犹可拨,试看火烧天。

        吟罢,赵朴初对虞愚说:“现在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久以后,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将会走向正轨。无论受多大委屈,一定要坚持住,活着,就是胜利。”

        1969年春节前夕,爆竹好卖,赵朴初等人被勒令拆旧纸花,将燃放过的爆竹里的纸骨子剥出来,重做成新的爆竹。这是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既新鲜,又无奈。拆旧纸花时,赵朴初想,什么时候“文革”结束了,用自己拆的旧纸花做的爆竹来庆祝,该多好啊!于是又有一诗吟就:

        摧枯拉朽尽,铁骨独留枝。

        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赵朴初被迫劳动的情况,下了保护赵朴初的指示。他不再每天接受监管劳动,被拆掉的电话也安上了。三个月下来,七写八写,倒也记录下了赵朴初“改造”过程中的思想火花。他抽空将这些意外收获加上标题《闲情偶记》,送给了佛协教务部主任陈秉之。陈秉之十分感慨:别人写“劳动改造”的诗,常常发泄心中的愤懑,赵朴老的诗却气象峥嵘,没有半点牢骚。尤其是对国家前途,信心十足,其胸襟,确非常人可比啊。
        赵朴初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但是赵朴初和新四军有什么关系,外界却所知甚少。

        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

        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

        雄风舞大旗,万流助浩汗,

        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这首五律是赵朴老于1938年所作。1998年秋,91岁高龄的赵老重书此诗时作了如下注解:“抗日战争初期,余负责上海战区难民收容工作。1938年,选送难民中优秀壮年、青年及部分优秀难童暨工作人员,赴皖南新四军本部,此为送行时之作。”这段话,基本介绍出了写这首诗的背景。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朴初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妇女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动员和掩护三百多名青壮年奔赴抗日前线,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并千方百计地救济和安置上海难民。上海沦陷后,赵朴初又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上海我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打通了与新四军的关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又陆续把大批青年送往苏南、苏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当时新四军在日寇和伪顽的双重封锁下,部队缺医少药,医疗工作十分困难,通讯器材也十分缺乏,赵朴初冒着生命危险,多方筹措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与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往新四军前线,正是在赵朴初这批救命物品的帮助下,挽救了不少伤病员同志的生命,很多伤员很快伤愈回到了部队,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同时,他运来的通讯器械也使部队的通讯联络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分散的部队和根据地终于又能紧密的联系起来了。赵朴初的壮举对于当时处于敌后的新四军部队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抗战期间,赵朴初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做法十分痛恨。1941年,在反动当局的策划下,发生了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赵老闻讯后,义愤填膺,当即作七律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愤慨之情: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

        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积毁铸沉冤,

        鸱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

        逼窄江南客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

        哀辛士

        1997年重书此诗时,赵老注:“1941年为皖南事变作,辛士为新四之谐音也。”

        海纳百川、宠辱不惊是赵朴初一生胸怀坦荡宁静的写照,而刚直不阿也同样是他的气概。陈昊苏曾讲述过父亲陈毅与赵朴初数十年的真挚友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毅逝世后,赵朴初顶着极大的压力,帮助整理《陈毅诗集》、《陈毅文集》,危难时期赵朴初的毅然相助使他们全家受到了很大的感动。烈士张太雷的女儿张西雷,正是当年赵朴初历尽千难万阻送到新四军的妇女中的一员。赵朴初的相助使她能够继承父亲遗志,献身到抗日战场中去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赵朴老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是:“盛世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他的豁达大度、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后人去学习。

        赵朴老一生安安心心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都可称无愧无憾。而他志高意远,宁静淡泊的人品,更是从他的遗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

        花落花开,水流不断,

        魂兮无我,谁欤安息,

        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我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还是我国的佛门龙象,释教大德。他集佛学理论、文学和书法艺术于一身,造诣颇深,堪称一代宗师。他1907年11月5日诞生于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在深切缅怀赵朴初先生百年诞辰时,回忆赵朴初先生对《乾隆版大藏经》的整理、出版和发行做的大量工作至今难以忘怀。《乾隆版大藏经》亦称《龙藏》和《清藏》,是清朝雍正皇帝降旨,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刻。但因雍正皇帝仅完成钦定《清藏》的内容和筹划雕造等事务,开雕不久,他就去世了。雕造和刷印《清藏》的大量工作是由乾隆皇帝完成的,故又称《乾隆版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历时五年经板雕造完工。清廷出资刷印一百部《乾隆版大藏经》,颁赐全国各大寺院。七万多块经板贮存故宫武英殿。后因请印不便,奏准,移储柏林寺。“文革”中经板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为保护好这套国内仅存的《乾隆版大藏经》经板,文物部门把经板移置智化寺,加以保护。

        为更好的保护和整理这套珍贵文物,经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共同协商后,决定开展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1987年12月29日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召开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汇报会,赵朴老主持会议。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的领导汇报了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整理,按《千字文》的顺序码放,数百块经板需要补刻,数千块经板因长年被水浸泡腐烂,已经无法使用,需要重新雕刻,六万余块经板完好如初。重印《乾隆版大藏经》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赵朴老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高兴地说,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此大的工作,只有盛世才能做到。雕造、刷印《乾隆版大藏经》是在历史上“康乾盛世”完成的。现在又是盛世,我们重印《乾隆版大藏经》,无论对佛教界还是文化界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让我们的事业像龙一样腾飞起来。赵朴老还欣然撰写《重印清龙藏序》;自宋初创刻大藏经,而后历朝无不以刊刻大藏经为大事,以迄元明,官私刻板达十余部,惜屡经丧乱,板佚无存。清雍乾之际,整编重雕,世称龙藏,并收汉土著述达七千八百余卷,博采旁搜,包罗宏富,超轶前代为国重宝。实集佛学典籍之大成,为华夏文化之丰碑。十年否塞,经板残损,并世知闻,咸为扼腕。四凶既翦,国步复康,文运宏开,因缘殊胜。1988年中国的龙年,11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里,佛教、文物、出版界的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济济一堂,赵朴老也光临会场,参加新版《乾隆版大藏经》面世,并向国内外发行的新闻发布会。西藏厅正中的桌案上摆放着整齐的新版《乾隆版大藏经》。文物局的领导向赵朴老汇报在印制《乾隆版大藏经》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板的安全保卫工作。文物出版社的领导谈了新版《乾隆版大藏经》全部使用优质宣纸和一得阁的香墨汁,聘请了解放前琉璃厂文富堂的老师傅在印刷和装订技术上把关,严格按传统工艺进行加工制作。同时也谈到由于受时间和财力的限制,经板残损的部分佛经只能用征集到的清乾隆年间刷印的《乾隆版大藏经》,用照相和扫描技术处理后进行装订制作。赵朴老说,能够把724函、7240卷,含1675部佛经大部头的线装古籍《乾隆版大藏经》刷印出版已经是功德无量,如果能够再把损坏掉的经板全部补刻好,那就功德圆满了。赵朴老神情凝重,手捧飘着墨香的《乾隆版大藏经》,心中充满欣喜。 每当想起赵朴老持杖的动作和双手合十的音容笑貌,还有老人家宽容大度、干练潇洒的风度,崇敬之情油然而起,可谓高山仰止。赵朴老数十年为实现“人间佛教”的理想而身体力行、殚精竭虑。一生慈悲为怀,为践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老人家所说: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在纪念赵朴老百年诞辰的时候,祈愿赵朴老乘愿再来,普渡慈航。
        他的书法以行楷见长,脱胎于李北海、苏东坡,字的体势向右上方倾斜,结构严谨,笔力劲健,有种雍容宽博的气度,隐隐透出一种佛家气象。

        山东省庆云县石佛寺的“大雄宝殿”四个字是赵朴初先生所书。

        广东省珠海市普陀寺的“普陀寺”三个字是赵朴初先生所书。
        中国十大佛寺的河南开封“大相国寺”四个字是赵朴初先生所书。

        中国著名985工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校名六字为赵朴初先生所书。

        河南省开封大学的校门上的“开封大学”四个字也是赵朴初所书。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校训是赵朴初所书。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校名也是赵朴初所书。

赵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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