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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2/7/6 0:00:00 点击数: 1846
内容:

        (1933~1981年) 张曼涛居士于一九八一年年逝世,迄今匆匆一十七年,不但墓木已拱,且张曼涛之名亦渐为世人所淡忘。但他所主编的一套佛学巨著《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仍广为现代佛学研究者所使用,所爱好。曼涛之死,实死于初版这一套学术丛刊。今人用到该学术丛刊,不能不想到张曼涛。是则曼涛死而不死,虽死犹生。
  曼涛字澹思,出家后法名青松,又名长春,湖南省耒阳县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曼涛家庭情形及幼年生活不详,据说他是“自幼出家,十多岁即入南岳佛学院。”(见圣严法师〈悼念张曼涛先生〉一文)曼涛之入南岳佛学院,约在民国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六年(一九四七年)间,即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一、二年间的事。一九四七年年,原在广西弘化的道安法师回到湖南,接任南岳首刹祝圣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时曼涛亦在南岳佛学院就读,以此因缘,与道安法师建立起三十年的密切关系。
  一九四九年,大陆战局糜烂,道安偕同学生灵根远走香港。未几,曼涛也到了香港,和道安法师在异乡见面,其间屡次受到道安法师的关切与资助。在香港时,曼涛用的是“长春”的名字。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灵根法师来台湾,曼涛由青山去送行,道安法师在十一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长春、止空二师由青山及东普陀寺来为灵根送行,宿于此,因不知此处打净七,故未带衣袍来。”
  一九五三年元月,道安法师由香港来台湾前夕,曼涛去送行,道安法师在曼涛的纪念册上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光阴。把握生命,控制光阴,切莫让空过一生。每日最低限度,要研究佛学四小时,世学二小时,修持静虑二小时,劳作运动二小时,睡眠八小时。一有空闲,便寻求研究宇宙及佛学中未曾决疑的一切问题,传统的佛教不可尽信,但没有正确的理由与根据,不可随便妄是谬论。
  长春弟勉
  道安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于宽园。
  道安法师来到台湾,初驻锡汐止弥勒内院,未几创办静修佛学研究班,任班主任。后来在三张犁结茅,筹建松山寺。曼涛留在香港。据说他在港曾读过光夏书院,同时也参加佛教活动。圣严法师在《悼念张曼涛先生》一文中说:
  又据一位现居于加拿大的诚祥法师告诉我,他在香港时,曾与青松法师同堂打禅七,堂头老和尚看到青松轮值巡香时,肩起了香板,一步一摇,大模大样地巡视监督每一位禅和子时的那副神态,在开示时禁不住要对大众说:这位小比丘大有来历,大概是那一座的老参上座再来。
  以上这段话,说明曼涛在香港参加过佛教活动,同时也刻画出他卓然不群的风姿。又据继程法师编《竺摩法师简谱初稿》载:
  一九五三年,师四十一岁。是年明老(明常法师)主办栖霞佛学院,聘师为教务主任,超尘法师为副座,助理教务,隆泉法师、奚则文居士分为佛学、国文教师,同学有妙贤、青松(即后来之张曼涛教授)、清严(于台圆寂时,肉身不坏)......等合十六人,谓为十六尊者。
  这也说明曼涛在港时,曾受教于竺摩法师。曼涛来台湾的时间,是在一九五五年,由道安法师代办申请入境手续。他在台湾活动最早的资料,是一九五六年,应台南开元寺悟慈法师之请,到开元寺佛学院任教务主任,是年曼涛二十四岁。在此期间,他的第一部文艺著作--长篇小说《晓露》问世,以此知名于时,成为佛教中的青年作家。一九五七年,他离开台南到彰化,在彰化县田中镇开办“佛教民众补习班”,次年成立念佛团。在田中这段时间,他编印了一套《现代佛教文选》。他在该书的〈编印缘起〉中,说明此书编印的经过:
  关于本文选发起的因缘,我也应在此简略一叙,便给诸位了知。一九五七年的春间,我适在田中办一佛教民众补习班,其间有一位刘镜明居士,甚为热心护持。不久,他发起编纂佛学书籍,询我应编什么书较好,及能贡献当前,我告以编现代佛教文选为佳。数日后,他果然就印了许多宣传单、聘书,聘请十数位与他有交往的朋友,任编辑委员,同时聘我为编委会主委。是时,我教务甚忙,未便肯定答允,而他不问答允可否,已在传单上用了我的名字,并开始向外函索资料。这番热诚,使我难却,于是暂负空名,勉其先作;到了补习班结业,他又坚请我负起实际主编,这时没话可诿,只好允诺。然为何我此时竟缓缓接允,原因考虑著这件工作的繁钜;资料之搜索,经济之需要,都非轻易可得。在我个人的个性是,不做则已,一做必得完成。同时我意料到,若一负责,即将我一人负责,其他编辑委员,各人忙著个人的生活,怎有充分时间来助?至后,正如所料,连他本人也因公务关系,没法参与其事......佛历二五〇二年(一九五八年)释青松于台北。
  这套书,由青松一个人负起编印的责任。他选辑民国以来佛教学者的论著六十余篇,辑为四册,约五十万字,由国际佛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由编印这四册《佛教文选》的前因,才有以后一百巨册、三千万言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问世。
  一九五九年,曼涛离开田中到台北,住在松山寺,协助道安法师创办佛学研究会,会员皆为研究佛学有成之居士及学术界知名学者,每月或讨论专题,或宣读论文。曾以研究成果,编辑为《叠翠学报》,颇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在此期间,曼涛亦由文艺创作而趋向佛学理论的探讨,其日后的理论著述,实植于此一时期。
  一九六一年,曼涛受到道安法师的鼓励与支持,得世界知名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推荐,东渡日本,进入大谷大学文学院深造。曼涛出国的日期,是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当时他是以青松法师的名字出国的,是时的《菩提树》月刊,曾刊载他出国的消息。原文是:
  青松法师,赴日深造。(台北讯)青年佛学作家青松法师,因欲再求深造,东渡赴日之志,终于五月二十五日付之实现,是日下午一时,台北方面缁素教友前往送行者颇多,青师巧与秘鲁总统同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赴日,本刊记者因事未克送行,特于青师行前致送星月挂珠一串,以壮行色并祝平安。
  他不是最早赴日留学的出家人。创办法光佛教研究所的如学法师,早在一九三一年就到日本读大学了。于一九六一年,较曼涛先到日本的,还有慧岳、清度两位法师。抵东京的第三天,由慧岳法师陪同,去丰桥拜访一位择郎教授,进而由一位藤井上人的介绍,到镰仓拜见铃木大拙教授。铃木教授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到大谷大学入学。他进入大谷大学文学院,修习哲学与佛学。一九六三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拿到文学硕士学位。他不以此为满足,继而攻读博士,在日本名教授舟桥一哉、横超慧日、山口益等教授的指导下,于一九六六年修完博士学分,留校担任大谷教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在该所讲授魏晋思想课程。嗣后他参加日本各种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如国际东方学会、宗教学会、中国哲学会、印度佛教学会等,每次会议均发表论文,获得日本学术界普遍的重视。
  曼涛在日本留学六年,道安法师竭尽全力的支援他,在自己经济力量不及的时候,曾向当时的社会名流于右任、赵恒惕、谢冠生、梁寒操、钟伯毅等乞求书画,寄去东京供他变卖以为生活费用。在东京留学期间,曼涛舍戒还俗了。还俗的原因、时间,不得而知。可能是一到东京就坠入情网,和在日留学的施素莺小姐谈恋爱(施女士在七十一年《一九八二年》所写的〈曼涛夫君周年祭〉一文中有“你的脚步,我已听了二十年了”之语)。一九六五年,他和施素莺小姐在东京结婚。当他一九六七年暑假返回台湾时,已不再是圆顶方服的青松法师,而是西装革履的张曼涛博士。当然,陪著他一同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施素莺女士。
  曼涛回台未久,他的朋友张尚德先生、陪他去看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先生。谈话之间,张先生说:不久前,在《中央日报》副刊里,看到一篇〈谈空即是色〉的文章,那篇文章,解释佛教的道理,深入浅出,写得实在好。”
  曼涛回答:“谢谢您的夸奖,那篇东西便是在下写的。”
  张其昀先生高兴地惊讶了一下,说:“那就是你写的?太好了,太好了。”
  当时张先生即拿了一分聘书,聘请曼涛为中华学术院的议士。议士是一项名誉学位,不是职称。但在两天后,又寄快信给曼涛,聘他为文化学院佛学研究所副教授,讲授哲学课程。佛学研究所创设于一九六五年,所长是周邦道(庆光)老居士,直至一九七八年去职。〈张故教授曼涛居士事略〉中说:“创办佛学研究所并兼所长”,此是耳食之言。
  〈谈空即是色〉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使张其昀先生如此重视?这件事要由林语堂博士身上说起。一九六七年三月,林语堂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论色即是空〉的文章,林博士误把“色即是空”一语,看做是佛教修禅定者一种幻影幻觉的境界。他在文章中说:“近闻报载,洛杉矶某少年,因吃亲近驰名的灵感药名LSD,觉得四大皆空,正如佛家所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那药实在灵,于是少年横立大街中,看到对面汽车来,只当幻影视之,原来色即是空,乃被汽车轧死。”
  林博士不愧是幽默大师,也真富于幻想,他竟把吃迷幻药和“色即是空”扯在一起。当时有不少佛教人士,在佛刊或一般社会性刊物上著文批评。曼涛怀著几分卫道的心理,撰〈谈空即是色〉一文,以澹思的笔名,也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上。此文长六千余字,其中一段说:
  空,在梵文里叫Sunyata(音舜若多),实际上,Sunyata不能简称为空,而应称为空性,ta在此是一个接尾词,Sunya是一个语根,当然我们也可以把Sunya叫做空,但在色即是空这句话里,原文并不是Sunya,而是Sunyata,有此一接尾词的ta字,在梵文里与只是Sunya一字,那就大有区别了。ta字的意思有性质、实在、形态等义,空与空性是有著不同的意义,这特别在龙树的思想里,单讲空Sunya,梵文里本也有虚无、非有等义,但同时也可解做空寂、空净等义。就境界说,空寂并非虚无,空净也不是非有的。讲到空性Sunyata,这问题就更大了。空性这句话,在龙树的中观论(Madhyamakasastra)里,原是就缘起性(Paratitya Samupadata)的实义而言。
  这篇文章在中副发表后,获得许多人的赞扬,也引起中华学术院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注意。所以相谈之下,即聘其为副教授,并负责出版《华冈佛学学报》。后来曼涛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频繁,又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之聘,以共同研究教授名义参加研究,以致无法兼顾,乃辞去文化大学的教职。
  一九六九年第七届十大杰出青年选拔,曼涛膺选,是年他三十七岁,多年在佛学上的努力与成就,也算是实至名归。是年他再赴日本,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并在东京创办《天声杂志》。在日期间,他即已有编辑《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的计画。自一九七一年起,每星期有一半的时间,在东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图书馆里,阅读并影印他所需要的资料。
  一九七四年回到台湾,受中国佛教会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道安法师之命,编辑《中华民国六十年来佛教论文目录》一巨册,并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完成出版。同年八月,他著手编辑《佛教学术丛刊》,当然仍是得到道安法师的支援。他组织“大乘文化出版社”,开始著手编辑,预定五年完成。
  多年来他留学读书,本来没有什么经济基础,要出一套一百巨册,三千万言的巨著,谈何容易?但湖南人就有这种骡子脾气,他赤手空拳组织成立出版社,翌年道安法师以私人名下,座落台北阳明山文化大学旁边的一千三百坪土地,无条件借给曼涛向银行抵押,得款一百四十万元,使他度过初步难关。不意出版社方有头绪,道安法师忽于一九七七年年初示寂了。此后即无有力的支持者,他自己亦囊乏余资,庞大的经费支付,成为精神上的严重负担,以致三数年之间,头发都焦虑白了,可见他独力苦撑的艰苦与辛酸。
  然而,他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及为佛教学术文化的精诚,终于冲破万难,如期于一九八〇年编辑完成,同年印刷出版一百巨册,逾三千万言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近百年来散见于国内外报章杂志的佛学论述,搜罗殆尽。而资料之收集,遍及国内外图书馆及私人珍藏,复印、照相并用,而整理分类,并于每册之首,冠以导论,尤为不易。
  《丛刊》出版,使他松了一口气。上可以告慰道安法师在天之灵,下可以对预约丛刊的读者有所交代。该项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又有新的工作目标。他为求使亚洲地区的佛教学术文化与国外互相交流,共同弘扬大乘思想,他筹画创刊《亚洲佛教周报》,预订一九八一年创刊。
  一九八一年元月十六日,曼涛出国到日本。他出国的目的,是筹画以他创办的《亚洲佛教周报》、日本的《中外日报》,韩国的《佛教新闻》等三家报纸为中心,吁请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各地佛教报刊,举行一次“亚洲佛教文化交流会议”。不意十九日早上,他的夫人施素莺接到由东京传来噩耗,曼涛于十八日凌晨在东京逝世了。死亡的原因及经过,在施素莺〈曼涛夫君周年祭〉一文中描述得很详细。简单的说,元月十七日黄昏,他在东京冒著大冷天去向丘,本来是去拜访小池和尚的,因天冷,在向丘一家熟识的日本小店喝点酒暖暖身子,正在喝时,有两三个相识的留学生看见他,把他拉在另一桌一同喝。酒喝得并不多,也许是喝空腹酒,不久他就吐了,吐得很厉害。那几个学生把他送进一个可以休息的房间,为他松了衣盖上被,看他睡著了。深夜还有人去看他,见他睡得很熟,但翌日早上再去看他时,人已没有气了。医生赶到诊察,认为是清晨五点多钟,以心脏麻痹致死的。
  施女士的文章中说:“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你(指曼涛)即使是在家里,也同样会发生这种不幸,因为从你的安详睡态看来,酒后呕吐,心脏麻痹,只不过是个引子而已,你的寿命已到了人生尽头,有如昙花一现,刹时凋谢了。”
  诚然如此,曼涛的生命已到了人生尽头。五年以来,他为“佛教学术丛刊”耗尽了心血,为大乘文化出版社承受了无比的压力,主要是经济方面压力。他心力交悴,正如近年来日本企业界流行的“经理病”一样,他是累死的,他生于一九三三年,卒于一九八一年,享年仅四十九岁。
  曼涛逝后,日本的小池和尚为他料理后事,火化后骨灰运回台湾。他的夫人施素莺女士,对佛学亦颇有造诣,曾以《禅与悟》一书名世,归国后在师大任讲师。

张曼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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