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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2/7/4 0:00:00 点击数: 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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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芝峰,字象贤,浙江温州人,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出生,天资颖悟,卓然不群,惟以家境贫困,只读了数年私塾。十四岁,在他的家乡护国寺剃度出家。在寺中撞钟击鼓,诵经礼佛。过了两、三年(大约在民国六年即一九一七年),宁波观宗寺谛闲老法师六十寿辰,弟子们给老法师祝寿,要求老法师传一堂戒。芝峰以到观宗寺受戒的关系,就留在观宗寺的「观宗研究社」学习。
   观宗研究社是「观宗学社」的前身,初成立时规模较小。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谛闲应北京名流居士之请,到北京讲《圆觉经》,南返之际,护法居士叶恭绰、蒯若木等,赠送他一笔丰厚的程仪,谛闲法师以此款把观宗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成为一个颇负盛名的僧教育机构。常惺、仁山、 虚、戒尘、显荫、宝静、芝峰等,都是这段时间在社受教的学僧。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芝峰二十岁,在观宗学社已受学三年,他离开观宗寺,回到温州,在温州头陀寺,初充侍者,後来升为衣钵、知客。在此期间,他重新复习在观宗寺所学的五时八教之学,并涉猎孔孟老庄等基本典籍,使他的学力颇有进益,兴起出外参学之志。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汉口佛学会开办佛学讲习所,兼收出家学僧和社会青年,芝峰到汉口报名入所学习,毕业后,九月间转入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插班入第一届的二年级就读。第一届本来是三年毕业,大师以首届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施教困难,乃把第二、三年的课程浓缩于一年内教完,所以首届学生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六月毕业。
   芝峰天资颖悟,学习努力,其佛学、诗文、辩才,在太虚大师门下极为杰出,深得大师器重。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随侍大师到江西庐山,参加「第一届世界佛教联合会」,会期三日,自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举行,英、德、芬、法各国均有代表参加,日本与会者有木村泰贤、佐伯定胤,中国除太虚大师外,另有常惺、了尘、性修、竺庵,及佛学家李证刚等。会中,太虚大师、常惺、木村泰贤、黄季刚、李证刚等均有演讲,使初出校门的芝峰增长不少见闻。
   是时,常惺任泰县光孝寺住持,以光孝寺寺产过丰,地方士绅学界常与为难,因此他发起地方人士礼请太虚大师莅寺讲经,以调和地方关系。庐山开会之後,芝峰又随侍大师到了泰县。《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七月记载∶
   大师偕寂山、仁山、让之、守培、智光、晴峰、常惺、象贤(即芝峰)等,抵泰县光孝寺。时,大愚闭关于此;机警(大醒)始於是见大师。(七月)二十五日,大师开讲《维摩诘经》;八月十八日圆满。
   这次大师讲经,芝峰担任记录。由于他思想敏捷,文笔流畅,记录稿呈大师审阅,大师深为满意。此後,大师的许多重要学术讲稿,都由芝峰记录整理发表。
   是年秋天,芝峰回到温州,在普觉寺继续研究天台宗义,兼读法相宗经论,也常到图书馆阅读新知识的书籍。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回到他剃度出家的护国寺讲经,後来在寺中办「山家讲舍」,招收三十多名青年学僧,授以一般的佛学课程和国文,为地方培育初级僧才。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太虚大师应福建厦门南普陀寺之请,出任住持,兼任该寺於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所创办的闽南佛学院院长。大师将院务委由蕙庭代理,以会觉、满智为佛学院教师。夏天,佛学院闹学潮,院务停顿。蕙庭解决不了,乃与学生代表传戒(新中国成立後的佛教领导任务巨赞),同到杭州向大师请示。大师乃函召芝峰赴厦门,整顿佛学院,继之大醒也奉大师之命到了佛学院,由大醒任佛学院事务主任,兼代理院长,芝峰任教务主任,二人同时兼任南普陀寺监院职务。闽南佛学院虽创办於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但在芝峰、大醒到院之後,才逐渐发展为全国僧教育知名的学府,且蜚声於国际间。
   闽南佛学院有学生甲乙两班,学生七、八十人,来自江、浙、皖、湘、豫、鲁、滇、黔、四川、台湾各地,堪称全国最优秀的僧青年。芝峰在院担任主讲,他才智过人,善於说法,把繁琐的佛学理论,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深入浅出的分析出来,使学生易於接受。他在院前後六年,先後讲过《宗派源流》、《印度佛学史》、《成唯识论》、《摄大乘论》、《阿毗达磨杂集论》、《解深密经》等,都是以法相唯识学为主的经典。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第二期毕业後,又在院中成立研究部,亲任指导。闽南佛学院在那段时间中,所以能驰名海内外,成为全国僧青年所向往的学府,全是芝峰以其渊博的学识、无碍的辩才所号召。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毕业于武昌佛学院第二期的虞德元(後来的因明学家虞愚),考入厦门大学就读。由虞德元的居中联络,闽南佛学院有关文史哲学课程,多请厦大教授兼任,而芝峰也到厦大讲授《成唯识论》。
   在厦门期间,他与大醒於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三月间组织了「现代僧伽社」,发行《现代僧伽》半月刊。有一段时间,芝峰担任该刊编辑。後来,《现代僧伽》改为《现代佛教》,仍由芝峰担任编辑。民国十七、八年(一九二八、九年)间,是佛教危难重重的年代。冯玉祥在河南没收庙产,驱逐僧众;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又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想以行政命令,管制佛教,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也发起「庙产兴学运动」,南京市长刘纪文又在执行拆毁寺庙神象的命令。凡此种种,使有血性有抱负的僧徒如大醒、芝峰者,均以「头可断,身可毁,教不可灭」的决心,大声疾呼,以《现代僧伽》作为护教言论的代表。
   他二人护教心切,热血沸腾,以犀利的笔锋,作慷慨刺激的言论。他们呼吁佛教徒一致团结,抵御外侮,也要求佛教内部进行改革,革除传统陋习,整肃腐败的僧徒。因此,一分八开版的《现代僧伽》刊物,对当时佛教发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这分刊物,对抵御外侮建立了功绩,但也开罪了许多顽固保守的诸山长老和居士名流。《现代僧伽》上的两句话∶「猪头长老、蛆虫居士」,最使保守的长老居士痛恨。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年底,太虚大师任南普陀寺住持两届任满,辞退住持职位,由常惺继任。负责佛学院的芝峰和大醒,也以数年来烦累於无谓的纠纷,不愿再留,随同大师一并辞职。关於芝峰,大醒二人到佛学院的经过,以至于辞职的原因,在《太虚大师自传》二十一节,有一段扼要的记述∶
   (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闽院以蕙庭返江苏,仅由会觉、满智维持。夏初遂发生学潮,学僧中有慈航、谈玄、慧云、传戒、伊陀等,以一部分之过激行动,南寺闽院均陷危乱,乃派芝峰、大醒前往收拾。一方面调走为首滋闹的二人,一方面或遣或听离散,留院者已寥寥无几,遂重新招考新生续办。这学期学僧中,有心道、宝忍、默如、戒德、岫庐、又信、智严、竺摩、智藏、曼陀、灯霞、德超、等慈、普钦等。後来,芝峰主教务,大醒主事务,把闽院稳定下来,亦幻、寄尘、陈定模、虞愚等,亦曾任教学。院中并编发《现代僧伽》、《现代佛教》、《人海灯》等月刊。余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冬间皆到南普陀度岁,对闽院加以整理充实,蔚成一时学风。鼓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亦望风兴起。但余留闽时少,学院与代主寺务之转逢、转岸、觉斌等,不时发生摩擦、会泉、蔡吉堂、苏慧纯颇调停其间。余返厦时,即为一度和洽。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夏,由圆瑛、转岸、性愿联成一气,挑唆争斗,裂痕遂深。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冬,余以将满六年连任期,芝峰、大醒亦不愿再留闽院,遂推定次春请常惺法师继任。
   上文中说院中曾发行《人海灯》月刊,有误。《人海灯》是附在当地报纸上的一分周刊,由芝峰主编,刊载通俗佛学文字,向社会上宣传佛教。当然,在芝峰离开厦门後,《人海灯》也就停刊了。
   芝峰离开闽南佛学院,回到江南,先应请在苏州护国寺讲《维摩诘经》,又奉太虚大师之命,到武昌编辑《海潮音》月刊。这一段时间,《海潮音》由上海佛学书局发行,但仍在武昌佛学院编辑。《海潮音》是宣达太虚大师言论的刊物,不仅代表他个人的学术思想,也代表他革新佛教的主张。芝峰以其渊博的学识、犀利的文笔编辑海刊,可说是胜任愉快。芝峰自十四卷接编,在海刊中增加〈佛教春秋〉一栏,举凡佛教大事或重要时事,皆以佛教立场加以分析评论,甚受读者欢迎。
   然而,在十四卷的第七期,他刊出了一期「密教专号」,却因此引起外界的责难。原来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前後,广东潮州王弘愿居士,将日僧权田雷斧的《密宗纲要》译为中文,并曾东渡日本,受雷斧授他的阿 梨位,回国之後,开设讲习会,传授密法,开坛灌顶,数年间受其灌顶者数以千计。弘愿欲以白衣统率佛门四众,以「十不同」、「十殊胜」之说迷惑世人。海刊十三卷十二期,转载了香港某报李某致王弘愿的一封信。海刊在前面加标题曰∶「广东密教之波折」,末後加按语曰∶「王君向出家僧作师,行灌顶法,违法灭理,莫此为甚。」这一来,引起王弘愿的一位支持者赵士觐抗议,聘请律师致函海刊,要控诉海刊毁谤。为此,芝峰出了「密教专号」,除了声明海刊的立场与编者的态度外,并刊出几篇批评密教的文章,包括姚陶馥的〈护法痛言〉、周圆性的〈中国佛教密宗危矣〉、法舫法师的〈全系佛法上的密宗观〉、澹云法师的〈从显密问题上说到王弘愿之犯戒〉等,此刊一出,引起王弘愿的反击,引发诤论。
   太虚大师对於王弘愿的邪说,早年亦尝撰文驳斥,但此时却劝芝峰严守中立态度,不要作露骨的反击,以免引起各方误会。唯芝峰个性坦率爽直,对太虚大师容忍邪说的态度不以为然,遂萌生退志,把海刊勉强编到十四卷九期,即辞去编务,离开武昌回浙东,由大醒接编。
   芝峰到宁波慈溪金仙寺,与武昌佛学院第二期毕业的亦幻法师合作,成立「白湖讲舍」,招集学僧研究佛学,对于太虚大师的弘法事业,此後即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出任宁海延庆寺都监,综理寺务之外,不时应请到各地讲经。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四月,应太虚大师函召,到了汉口,在正信会讲《楞伽经》。大师很希望芝峰能留在武汉,与法舫共同主持设在武昌佛学院的「世苑图书馆」,指导研究部学生。但芝峰於讲经圆满後,仍回到浙东。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芝峰到上海,寄居於静安寺,从事著述。时,太虚大师随政府入川。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又到云南,整顿滇省佛教,常以人手不足为虑,每念及芝峰、大醒均留在沦陷区,不胜感慨。是年,大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曾一再约芝峰参加,芝峰以其他因缘为辞,大师颇为失望。
   抗日战争期间,芝峰除偶回浙东外,经常寄居於上海静安寺,对佛教前途颇抱悲观态度。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闽南佛学院毕业的东初法师,任镇江焦山定慧寺监院。定慧寺办有焦山佛学院,东初请芝峰到焦山讲学,除讲授佛学外,并著力翻译工作。他译出了日文版的《禅学讲话》,上海《普慧大藏经》中所收的南传佛教经典,系根据日文版翻译,其中有一部分即出於芝峰的手笔。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太虚大师负责整理中国佛教。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借焦山佛学院的地址设备,设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会务人员训练班」,集合九省三市的优秀比丘一百二十馀人,施以行政训练。大师特命芝峰担任班主任。这时,芝峰对於中国佛教复兴的工作,又燃起新的希望,尽力於训练班的工作。同时,他与东初及一位法律顾问,草拟中国佛教会的会章和各种规章。
   无奈世事无常,为时未几,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继之国内战事恶化,整理中国佛教的工作也无疾而终,使得刚燃起复兴中国佛教新希望的芝峰,又陷於消极绝望中。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未久,传出芝峰逝世的消息。
   芝峰的著作,散见於《海潮音》、《现代僧伽》、《现代佛教》等杂

芝峰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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