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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 2013/12/12 13:00:26 点击数: 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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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们对儒家孝道的误解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为本土各种思想及各类民间信仰对于大众意识形态的深入影响,使普遍民众形成了十分朴实而又根深蒂固的人生观。这类观念普遍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世,而给予这一世生命的只有父母,“孝道”被普遍地理解为供给父母衣食之需、延续宗嗣传承、赡养父母、为父母送终等。

春秋以后,这样的“孝亲”观念得到了方士儒生们的道义支持,并随着儒文化的主流化发展而逐渐影响了中国社会。在不断繁衍更替的中国民众中,甚至发展出“寻宰相于孝子之门”的人格标准,这是在提倡“孝道”的社会风气中酝酿而成的标志性符号。从“孝道”又发展出三纲五常人伦之道。在历史上,一种风气的形成,无论是主流的还是官方的,大多是源于文化而又逐渐异于文化。今天,这种被人们奉为圭臬的“孝道”观念,虽然其中很多已经明显脱离了儒家的道统,却仍旧享有着“儒家”的名义。

《大戴礼记.解诂》明确指出:“烹熟鲜膻,尝而进之,非孝也,养也。”又云:“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勿辱,其下报养。”仅于父母身边供养衣食,予以世间享乐,依《礼记》看来,实不能称之为“孝”,只宣称之为“养”。而人们一贯用来反对佛教剃发染衣的根据——“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也只是“孝之始也。”儒家之“孝”究竟要归向何处呢?儒家的至孝是通过完善自己的品德,谕父母以“道”。

曾子著《孝经》云:“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则可谓孝矣。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儒家的孝道是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品德,让自己因品德得到他人的尊敬。这种孝道,以仁爱天地万物为理想,其范畴远大于一般人们所理解的“养”。

公明仪曾经问曾子:“夫子可谓孝乎?”曾子回答:“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不仅孝敬自家父母以道,更要将此道推己及人,这才是儒家所认为的“至孝”。

 这种仁爱天地万物之至孝,源于何处呢?在儒家看来,人之至孝是从一颗活泼生动、自然纯净的真心中流露出的至厚至诚的深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真心”、“深情”,仅仅机械地在表面上对父母进行衣食受用等福报的奉养,不能称之为孝,甚至有“乡愿”之嫌疑。

孔子认为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即所谓的“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仁”。一切的礼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至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是“乡愿”,是“小人之儒”。这是孔子所深恶痛绝的。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又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他更时常警告人们:不要忘掉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食之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伟大而真挚的同情心,是孔子道德的基础。

缺乏伟大而真挚的同情心是孔子深恶痛绝的,无论是“礼”、“乐”、还是“孝”,都在孔子的批评之列。孔子批评教条的“礼”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批评肤浅的“乐”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批评机械的“孝”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现在,人们皆以为孔子的理想是“齐修治平”,而没有真正向“孔颜乐处”寻“吾与点意”的儒家之真精神。

在孔子后世从汉代至今的中国社会,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愿”却成了“社会栋梁”。孔子至大至刚“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在社会上逐渐地变成了“庸俗主义”、“教条主义”。孔子仿佛预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极力赞美狂狷,而排斥“乡愿”。

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孔子认为既然中庸不可能,则还是狂狷好。因其言行乃从各自生命真处发出,没有什么敷衍迁就。梁漱溟先生评价狂狷为“狂狷虽偏,然而却真,真的就好”。“乡愿”虽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应付得很好,貌似中规中矩,但却没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孔子说“乡愿”为“德之贼”,孟子评价“乡愿”云:“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儒家的真精神,是以“道”为尊,追求人本心中生动、自然、活泼而又至诚至善的真性情,并不是表面四平八稳、没有生命真实内涵的教条主义。

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误会孔孟道理“尽在伦理常纲常中”,其实那样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孝道,也同样在这个范畴内。如果只是拘泥于对父母的奉养和表面风光,而背离了以道为尊、追求至善的儒家精神,人们为“孝养”父母就会像俗儒一样钻进利禄之途。如果人们不能向自己的本心探寻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而是一味因循俗儒之“孝”,儒家的真精神会消亡,乡愿之人将遍满天下,那时可谓去“舜之道”远矣!

二、出家人以孝达道

佛教最初传入中土,社会大众便自中国传统观念出发,对“出家行为”产生片面理解,认为出家人是“不行孝道”的。这是由中印文化对于“孝道”理解之层次及深度的极大差异所造成的。

在印度,出家修行不会受到来自社会的阻力。因为印度的哲学宗教氛围浓厚,在印度传统观念中,人生分为梵行、家居、林栖、遁世四个阶段,所以到了一定年龄出尘修行是十分必要和常见的行为。因此佛陀出家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并不孤独。

但是“出家修行”一进入中国,便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和批判。因为“剃发染衣,毁弃相好”的主张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的传统观念面前,显得太过叛逆。为此佛教僧众开始了与中国主流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

佛教的孝亲观,在诸大律藏佛陀的直接言教,及大乘经典感人肺腑之孝亲篇章的全面指引下,至宋代才逐渐成熟并形成体系,尤以宋代明教契嵩禅师的《孝论》为标志。它因应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孝亲观,也并没有将修行之出离精神与世间孝亲之道进行对立,佛陀每每以孝道为桥梁,将孝行目标指向终极的解脱之道。

遍览佛经,佛陀以孝道自行化他的行为十分常见。世尊亦常赞叹父母恩重,难于报答,教诲四众弟子念父母恩,报父母恩!

世尊降生人间,八相成道时,欲求出家修行,最先禀告父母。父王要求其娶妻生子,继承王位,乃许出家。佛为孝道,谨遵父命。及至成佛,以身作则,非但回王宫为父王讲经,还升至忉利天为母说法。父王驾崩,佛回王宫亲为入殓、亲为举棺。世尊与阿难、难陀等抬起父王棺木,安奉于灵鹫山,大地为之震动。由此可见,对于世俗家庭,佛陀是认同责任感的,把出离心放到家庭责任感的对立面上绝不是佛陀的本怀。

可见佛无论是因中修行,或果上成佛,皆以孝道自行化他。佛陀曾为抚养自己的姨母广开方便法门,允其率五百释种女众出家,佛教终于有了比丘尼教团。佛陀为了成就目犍连尊者救母于倒悬的孝心,宣说《盂兰盆经》,为后世弟子开辟出一条孝亲的法门捷径。佛陀还讲了许多感人的孝道经典,如有名的《地藏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在这些经典中,佛陀金口亲宣了深邃广大的菩提孝道。

《地藏经》中,婆罗门女在母亲死后,为使其母永离地狱等三恶趣之苦,而发广大誓言,愿度脱一切众生。其母因其广大之悲心,瞬间解脱地狱之苦。

《四十二章经》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昭示孝顺父母胜于敬事天地鬼神。

在《涅槃经》中,佛陀告诉众人:之所以能够修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金刚之身,是因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中恭敬三宝,孝养父母,今世才能感得如此殊胜的果报。经中亦云:“若有男女依母教,承顺颜色不相违,一切灾难尽消除,诸天拥护常安乐。”孝敬父母,不仅今世可以免除灾难,为天人所护念爱敬,更可为来生种下圆满佛道的因缘。

《菩萨睒子经》云:“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学。济神离苦,后得无为,皆由慈孝学道所致。”说明慈孝与学道,是成佛的基础。

《贤愚经》中佛语阿难:“出家在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计其功德,殊胜难量。所以者何?我自忆念过去世时,慈心孝顺供养父母,乃至身肉济救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德,上为天帝,下为圣主,乃至成佛,三界特尊,皆由是福。”演述受人敬重者,皆由孝德所致。

南宋高僧虚堂和尚智愚认为:“天地之大,以孝之本”,“以孝为本,则感天地动鬼神“。明代禅僧永觉元贤大师,在论孝时说道:“甚矣,孝之为义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即无上至真等正觉,非孝亦无由致,是知世出世间之福田,实无有逾于孝者。”

世人常谓出家者遁入空门、与世隔绝、不养双亲,其实不然。有识之士略加了解,即可知出家人于父母生养之恩常怀感念,甚至以超越一般世人之孝行奉养双亲。

佛在世时,尝有比丘毕陵伽婆蹉,父母贫穷,欲以衣供养而不敢,以是白佛。世尊以是事,集诸比丘,诲云:“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据汉地所通用的《四分律》,僧众也可以三宝物以外的个人钱物,奉侍父母。

由此可知,出家人虽剃发染衣,却常于奉养父母之事,念念不忘。

中国历代高僧孝亲之事亦是俯仰皆是,感人肺腑;宋长芦宗赜禅师,少孤,29岁出家,深明宗要,后往长芦寺,迎母亲于方丈东室,劝令念佛求生净土,历时七年,其母念佛西逝。隋敬脱法师一头担母,一头挑经,云游四海,随缘度众;唐睦州陈尊宿禅师在黄檗禅师座下开悟,后住开元寺,自织蒲鞋,卖与路人,以所得薄财,奉养老母;南朝齐道纪法师,孝性淳深,一面奉养母亲,一面讲经说法,导俗入圣,其侍母也,衣着饮食、大小便利,必身经理,不许人兼。或有助者,师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并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劳人?”师之孝行,感化一方道俗信众。蕰益大师出家后因念其父早逝故,对母极其孝顺。常为殁父燃臂香、诵经、礼忏以求其超升净域,为祈母病康宁亦如是。其母因医药救治无效,曾三次切肝煎汤以挽救其母之命。

出家人之孝,毫不逊于在俗之大孝者。如此至诚至善的孝行,怎能单单以“剃发染衣”为由而予以否定呢?不仅如此,出家人的修行可谓时时不离“仁孝”之心,亦以孝心,孝行而达道。

《梵网经》云:“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在行道的过程中,出家人的持戒行常孝道为基石。修行法门对于孝思的应用,可见于各传佛教的诸大论中。如《清净道论》云:

如果这样观察导师,宿世所行之德,依然长时为烦恼驱使,不能熄灭瞋恨,则应观察无始以来的轮回。即所谓:“诸比丘!难得有有情不是往昔的母亲,不是往昔的父亲,不是往昔的兄弟、姊妹及子女的。”于是便能对那敌人生起这样的心,这人曾是我过去世的母亲,我在她的胎内住过十月,出生后,如拿黄旃檀一样拿开我的屎尿涕唾等,不生厌恶,抱我于胸怀、负之以腰间,不辞辛劳地养育我……所以我对此人起恶意是不相应的……在关键的时候,连念佛都无法息瞋的时候,就只能念母了。

《菩提道次弟广论》云:

如是应知,修诸有情为亲属者,是为令起悦意之相。亲之究竟是为慈母,故修知母、忆念母恩、及报恩,是为引发悦意可爱,爱执有情犹如一子,此悦意慈是前三果。由此即能引发悲心。欲“与乐慈”及“拔苦悲”,因果无定。故知母等三种所缘,即是“与乐慈”及“拔苦悲”二者根本,故于此中当勤修学。又发心因,修诸有情皆为亲者,是月称论师及大德月莲花戒论师等之所宣说。

唐朝华严五祖宗密大师认为“孝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并将戒律的根本精神归宗于孝,认为“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孝是保障出离心的最强势的力量。行持孝道,能自然地放弃贪痴的恶心和种种烦恼,使得修行顺利进行。

故知,出家之人不但行孝道,并且以孝至道,仁孝之心须臾也未尝舍离。

明贤法师:出家人以孝达道、以道全孝